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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暴君

好简洁的小秋~~~

 
 
 

日志

 
 

有关“意义”理论的一些存疑  

2008-06-08 01:49:38|  分类: 这里严肃这里理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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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我們在詢問“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at?”或者“那句話有意義嗎?”的時候,事實上都已經做出一個前提性的假設,我們已經假設:關於一句話的意義(如果它確實有一個意義,它是一個合理的句子的話),是可以從一個基礎層面上被說者與聽者共同地進行一致性理解的。然而事實上並非所謂的句子都可以達到這個標準,甚至還有許多情況下,一些說者自以為很有意義地在言說的語言,在聽者看來根本不知所雲。對語言的意義標準進行確定以便於在很多混亂情況下進行澄清並且幫助我們反思對語言的使用規則,確實是很有必要的。

這裏我所想要進行的分析和將要提出的幾點疑惑,將從分析學派的諸多意義理論(另加邏輯實證主義的意義觀)中的“意義”標準開始。

 

 

關於維維的語言圖像說

如果說語言的意義在於語言所描繪的事態與世界當中的事實具備一種“邏輯結構”上的同構關係,那麼無疑一切有意義的語言要麼本身就是可以通過想像一幅基本事態的圖像來理解的,或者可以通過還原為描述那些基本事態的句子來進行理解。

那麼所有的有意義句子真的都可以直接或者通過還原手段被理解來某一幅圖像嗎?當我在說“水”這個詞的時候,我在腦海中就確實一定想到了那樣一種透明無色的液體嗎?即使真的如此,那麼一個走意識流路線的小說家,他經常處於一種一邊寫作的同時一邊進行故事構造的狀態,那麼伴隨他的筆在紙上不斷寫下文字的同時,在他的腦海裏面就真的有一幅畫面從片段開始慢慢擴展(或是一段影像慢慢生生情節)直至最後成為一部完整的圖像作品嗎?

儘管目前為止尚沒有為反駁這樣一種圖像意義說找到很好的論證,但無論如何這一觀點是讓我非常不滿意的。從直覺上來說,當我們說話或者聽他人講話的時候,並非總是下意識地或者自為地逼迫自己去依據將要說出的或者聽到的話來設想圖像或者其他某類相關感覺,當然我也承認在描述一些複雜情況的時候(例如一部複雜機器、許多幾乎同時一起發生的事件)加以輔助性的圖像設想甚至於在紙上直接進行一些簡單描繪是有助於理解的,但那似乎並不是必須的。對意義的理解必須伴隨著圖像性或某類感官的設想,這樣一種觀點總是讓人覺得十分怪誕的。

 

關於一些詞語的“有意義”/“無意義”的爭議

第一類即是“金山”、“飛馬”這樣一類詞語,這類詞語我們目前為止無法在現實世界中找到相對應的經驗對象,那麼我們如何能夠使用這些詞語的呢?羅素的摹狀詞理論對這些一些與專名不同的詞進行了分析,暫先撇開那套數理邏輯的技術性分析,可以直接一點認為羅素無非是將這樣一些摹狀詞拆分成了他的那些“邏輯原子”。“金山”被分析成了“金的”和“山”的組成,所以我們能夠使用“金山”是因為我們對邏輯原子進行了自主組合,而“金山”本身沒有一個相對應的對象。

站在對“意義”一詞的日常語言用法來看,將意義標準定在指稱論上實在太過於嚴格了,而且似乎不排除將來發現金山的可能性。嚴格要求執行這樣一種標準只能代表這樣一種信念:在沒有經驗到過金山的情況下,使用“金山”一詞是沒有意義的。如此一來,許許多多類似的概念將會被劃分到無意義的領域,而且我們還必須承受這樣一種代價:一些現如今因為找不到外延而被我們劃分到無意義領域的概念,指不定將來的某一天因為與概念內涵相吻合的外延的發現而被重新劃入有意義的領域。

第二類即“圓的方”,這是一類更讓人頭疼的概念。羅素同樣可以用摹狀詞理論進行分析,但這裏和上一類有著明顯的不同。讓我們假想一個邏輯實證主義者在場,他可能作出這樣的評價:“金山”這一概念是有意義的,它顯然符合可證實性標準,不排除將來可能在哪一天哪個無名島上發生金山的可能性;而“圓的方”是無意義的,這種組成顯然在邏輯結構上不被允許。這種評價應該也是前期的維維會給出的,“圓的方”不可能出現在維維的“邏輯空間”當中。

如此一來,我們發現,要求一個複合詞/一句話要有意義,僅僅要求它的基本組成部分有意義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求組合方式也必須符合邏輯結構。如同我們要使“圓的方”有意義的話,我們不僅要求“圓”和“方”都有意義,而且必須進一步要求“圓”和“方”的概念組合是在邏輯上是可能的。

但請考慮這樣一個句子A:“‘圓的方’是沒有意義的。”句子A本身是否是有意義的呢?這裏涉及到一個理念上的疑問:意義標準是否能被運用於包含“意義”的陳述。直覺來說,應該要承認句子A是有意義的,否則的話我們以後將再不敢於直白大膽地用自己的陳述來表達對一個句子的意義判定。如果承認句子A是正確的話,讓我們再仔細分析下這個句子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可以形式化為以“圓的方”這一概念為函項的句子。那麼我們將進一步被迫承認:某些以無意義的名詞作為函項的句子本身是有意義的。我們能夠接受這一點嗎?

 

意義使用說

這是後期維維的代表觀點,其結合語言遊戲說幾乎融匯在後期維維的所有有關語言現象的哲學思想當中。然而這樣一種觀點卻帶有強烈的行為主義傾向,甚至連他自己也用“行為主義”反問過自己。此時的他似乎已經開始察覺到通過外在標準來劃分語言的意義這一作法是沒有出路的,但卻仍然沒有放棄這樣一種努力,另外結合他在隱居期間從事的兒童語言教學經歷,可以猜測他從觀察兒童學習語言使用這一過程中發展了很多觀點,這其中應該包括那樣一種行為主義傾向的使用說——我們通過什麼來認為他人理解了我們的話呢?行為!

如果按這一標準繼續發展下去的話,維維是否能夠接受一個能夠按照他給出的命令進行任何無誤操作的機器人呢?哪怕這個機器人的完美行為僅僅不過是因為它有足夠大的內存、足夠快的運行設備等等。

行為主義總是讓人不大舒服的。我總認為,任何一個有素養有尊嚴的哲學家都不應該輕易向行為主義屈服。

 

毫無疑議的一種“無意義”

事實上還有一類遭到忽視的情況,那便是最樸素最簡單最直白的一種“無意義”:毫無任何所指、傳達的純粹聲響。事實上,也只有這一類無意義聲響才是最讓人信服的,它也完全不同於以上任何一種“無意義”。

針對以上的諸多“無意義”的語詞,都可以進行一個追問:如果一個詞是完全地無意義,那麼我們如何能夠得以確定它們的“無意義”?即是說,我們對劃分有無意義的標準的理解,是否也是應該是一種意義?

具體說來,以“方的圓”為例,我們必須在理解了“方”和“圓”這二者概念各自的意義的基礎之上,才有資格可以說“方的圓”是不符合邏輯結構的,才能說“方的圓”是“無意義”的。那麼這裏的“無意義”將絕然不能等同於那種毫無所指、毫無內涵的噪音聲響,只有後者才是真正絕然的“無意義”。

由此我們可以找到前面的那些困擾的真正原因:直覺上我們能夠理解一些詞,但在語言使用上我們不能同意這些詞的某些常規用法,我們要麼把意義標準定位在對語詞的使用上從而將這類詞劃出有意義的領域以便拒絕這些詞的不正常使用,要麼把意義標準定位在對概念本身的理解上於是承認它們有意義才能遵從我們內心的直覺。

關於這個困擾,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的“第一研究”中將“含義/意義”進行“絕然含義”和“充實含義”的區分是有借鑒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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