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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机器”语境下的賽伯朋克  

2009-03-27 14:42: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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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机器”语境下的賽伯朋克

——技术危机果真来自于技术本身吗?

 

作者:虞法 湖南师范大学科技哲学专业

 

 

摘要:本文选取芒福德的“巨型机器”理论作为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观点的代表,进一步追问技术危机根源之所在。通过对几部“赛伯朋克”风格的科幻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技术冲突场景的分析,来澄清技术危机之根源并非来自技术本身,而是涉及到人类古老的形而上学基本问题,并且与基本人性中的冲突有关,从而进一步为解决技术危机的解决方案应当从人类本身的生存状况着手的观点做出一定辩护。

关键词:巨型机器;赛伯朋克;人性的形而上冲突

 

 

独到而深刻的“巨型机器”

在关注现代社会生存环境与技术发展的人文学者当中,芒福德及其相关观点无疑是最为独特的。不仅因为其人曲折丰富的个人经历(曾在多所大学深造却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学位)和百科全书式学者头衔,更多是因为他从技术史入手技术哲学研究的路线以及对越来越难以控制的现代技术的深层次原因的探讨。

“巨型机器(Megamachine)”概念就是诞生于芒福德对现代技术的可能性危机的追问当中。在《机器的神话》一书中,芒福德将“巨型机器”定义为一种高度等级化的社会制度或组织,典型示例有如古埃及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早专制王朝国家、其后的庞大的罗马军事帝国,在现代社会则有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巨大的登月火箭、威力超强的核武器等等。在诸如此类的巨型机器当中,人类已经成为实现为高度集权化的单一目的的机械组成部分,行为准则整齐划一,丧失了作为人本身的独特的价值判断。[1]

不同于其他诸多人文学者,芒福德并不简单满足于对技术的单纯批判,他至始至终都是将技术问题与人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的。单从“巨型机器”这一概念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对单一化、机械化、大工业的技术的批评,芒福德也绝非将目光仅仅锁定在日常语言当中的技术现象的范围内,而是将现代社会当中的“人被技术控制”的这一类关系抽象出来放置到整个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当中去考察,然后发现了作为技术工具的机器背后的深层次的“巨型机器”组织——远在现代化技术、现代化机械形成体系之前,古代社会就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高度集权化的社会组织,在组织中绝大多数人都不幸地沦为了为巨大的单一意志服务的手段。[2] “自动化的程序已经产生被囚禁的心灵,除了采取权力、威望、财产、生产和利润的标准以外,也就丧失了一切研判这种程序结果的能力,而与任何较有生气的人性目标都已完全脱节”。[3] 与埃吕尔的“技术系统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观相比较,芒福德将目光投向了单纯的技术现象背后的社会类型,试图从中找出人在系统中沦丧个体性的更深层原因,无疑更有资格被称为“人文主义者”。

 

 

未能回答的问题

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巨型机器”的原形,但似乎仍是不够的。我们总可以进一步追问道,巨型机器的生成是何以可能的?如果说巨型机器的本质是对权力无止境的追求,对人无条件的控制,人类社会又是何以能形成这样一种具备反人类特性的等级组织呢?

提倡人性有机化原则的“心灵优先论”、认为技术艺术同源的“游戏说”似乎都难以解释这一困境的产生,尽管这些观点都为芒福德寻求对巨型机器的克服方案时提供了某些理论上的出路。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对现代技术文明持有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都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从根本上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所出现各种各样的技术危机的端倪?而非仅仅在现象层面加以描述危机现状的产生过程。

虽然芒福德的“巨型机器”这一概念已经超出了其他的人文学者,开始追问现代技术思想背后的社会组织渊源,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以上问题。

 

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思想事实上绝不只在理论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些文学、艺术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发挥空间,许多涉及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命运的作家与编剧导演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这些锋利的批判思想,却又不局限于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关于我们当前这样一个高技术文明社会的危机根源与出路问题,他们也通过另外一种非说理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至此,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科幻作品中开始出现的一种新风格——“赛伯朋克”。

 

 

赛伯朋克

“赛伯朋克(cyberpunk)”这是一个合成概念,它的生成来自于“控制论(cybernetics)”的前缀与“朋克(punk)”的结合。从词义上来说,“控制论”(台湾称为模控学)最早由由诺伯特·维纳(Wiener,N.)1948在其著作中出现,用以命名一门专门研究复杂系统的结构的新的交叉学科,其关注于包括生物体系统、计算机工程系统、社会系统等在内的一系统具备自组织现象的复杂系统,及其系统中的控制与信息交流。“朋克”一词多用于指摇滚乐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强调叛逆精神和生命冲动中的躁动的音乐类型,由于处于社会边缘的朋克小青年们的一些惊世骇俗的社会举动,也逐渐成为了指向“反叛的生活方式”的一种隐喻。由此,单从“赛伯朋克”的组合形式出发,可以得出“面对控制系统下的边缘生活的反叛”一个字面含义。

一般而言,“赛博朋克”指的是一类包括电影与文学在内的科幻作品,拥有诸多传统科幻作品的特征(如适当的可能性高科技假想、高科技假设下的人性),也拥有一些传统科幻题材所陌生的元素,例如人类社会的反乌托邦背景、高度智能化的信息网络、自动化技术体系边缘的无政府主义者等。由于既承接了对高科技元素的技术性强调同时又对高科技给人类文明存在方式带来的改变进行反思,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赛伯朋克可算是科幻作品发展到当前阶段下的“软科幻”与“硬科幻”相结合的一种风格。

一般公认,威廉·吉布森从1984开始发表的以《神经漫游者》为头的“矩阵三部曲(MATRIX TRILOGY)”小说为“赛伯朋克”的开山之作,其中也包含了“赛伯朋克”几乎所有的经典元素。电影方面的经典作品,则有《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导演Ridley Scott,改编自《生化人是否梦见电子羊?》)、《攻壳机动队1/2/3》(《GHOST IN THE SHELL  I/II/III》,动画,导演押井守,改编自同名漫画)、《黑客帝国1/2/3》(《THE MATRIX  I/II/III》,编导Wachowski兄弟)等。本文也将更多从这几部作品的内容入手,探讨前面提出的技术危机的根源问题。

 

 

“巨型机器”下的几类关键技术危机

若要事无巨细地将“赛伯朋克”作品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所涉及到的各类高科技带来的影响及其隐患完完全全描绘出来,是不大可能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是作品本身繁多并且某些作品当中的所虚构的系统背景又过于庞杂,二来一些不同的技术所面临的质疑可以还原为同一类问题当中,例如机械仿生人和基因改造技术都将涉及到人的本体定位。笔者经过考虑后将主要关注以下几类高技术现象下的问题,原因或者在于它们在人类社会当中处于更敏感的地位,或者在于更贴近人类本体的生存境况,或者关系到我们既存的充满可能性技术危机的社会的出路。

 

1、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高级系统下的控制与被控制

自“赛伯朋克”诞生开始,精于对人类进行控制以达成集团利益的系统组织几乎就是无处不在的,《神经漫游者》中控制了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日本式大型垄断财阀,《黑客帝国》里被命名为“The Matrix”的“杀人网络”正是其中的典型。

《神经漫游者》中的“公司”概念取代了“国家”的概念,对于个人而言,必须服从于公司利益指向,才能得到生活的保障,否则便是背叛“公司”,时刻面临被“删除”的危险。如果公司的目的是世间唯一存在的意义标准,任何作为公司的低级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个人则将被宣判为不能自主进行目的设定的机械化元素,“自由意志”将成为一纸空文。

《黑客帝国》的情节中更是则处处充满了有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交锋:在The Matrix系统下的每个人每个程序都在行使着他们各自所理解的自由意志,而纵观整个情节之下又会惊异地发现,每一个体在各自自由意志的指使下的所作所为恰好构成了系统所要达成的最终目的。与此类似的是,在芒福德的资本主义“巨型机器”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自以为是朝向自己最大利益化方向在努力,为了追求利益而投身于“巨型机器”,慢慢逐渐成为一个机械化的组成元素,不知不觉中丧失了自由意志的权力范围。

将这一过程放置于芒福德的理论中,我们自然而然地将在“高级系统”与“巨型机器”之间划上等号,“巨型机器”的集权化过程也就是“高级系统”肆意追求系统目的的过程。当我们对照芒福德所举的一些“巨型机器”实例,同样可以发现,任意每个时期的“巨型机器”都有一个超越了普通个体人的超意识存在:在古埃及是象征着太阳神的法老的专制意志,在智能化计算机网络当中则是一个游离于网络信息流之间又超越于其上的一个系统目的。有了控制的客体,也就必须有控制的主体,与其说控制的主体是单纯的制度或者技术,不如承认存在着一个在进行控制的超意识,否则还将面临“纯粹的制度或技术如何设定目的以进行控制”的另一层问题。

而这样的一种超意识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我提出这样一种假说:人类天性上存在着控制欲(包括了控制其他个人和自然)并且同时恐惧被控制,通过控制来最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个人的力量最初是不足以实行控制,在竞争中必须结合成团体并进行一定分工协作才能尽可能大地发挥团体功效,从而有可能在竞争中获胜达到控制其他团体或者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的效用,否则,不加入团体则必然会沦为被控制者。而在团体间的竞争中,组织性越强的团体竞争力越大,等级性成为一种为了在竞争中获胜所必需的特性。越到后来获胜的团体不断强化自身,成员也越来越多,团体虽然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外界,在内部成员则又被团体组织自身的超意识所控制。由些,人们便由天性上企图进行控制的欲望逐步失控陷入了被控制的境况。杀人网络Matrix就是这样的一个隐喻,机器的存在本是为了满足人类进行控制的欲望,最终却因为人类自身的缺陷而失控,反过来成为了控制人类的力量。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企图控制外界的欲望则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由意志”的扩张,而被控制则是“决定论”意义上的情节(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高级系统中唯有最高层次的超意识是具备自由意志的,而系统以下所有元素则都是被决定的)。如此一来,从试图实行控制到被控制的悲剧,就像是一个从自由意志极端扩大化后最终导致了决定论的悖论。

如果假设最终成立的话,那么一切所谓的“被技术所控制”的根源将被发掘出来,罪魁祸首不是技术而是人本身。人想要控制并且害怕被控制,那所有的与“控制和被控制”有关技术与制度才得以在人性指导下生成。

这一切都关系到人性最根本处的形而上学难题: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还是被决定了的?如果自由意志存在,又如何阻止从自由意志到决定论的变质?

 

2、我是人,而人是什么?(人类的自我识别)——各类仿造人与人的关系

在这些赛伯朋克作者的奇思异想之下,出现了一系列可以称之为“人”或是独具某方面的人的特性的事物,其间包括《攻壳机动队》当中将除了大脑以外的其他身体肢干部分全部都被机械化了的“义体人”和具备了自我意识的计算机程序“傀儡师”、《神经漫游者》里面将大脑里的芯片接入网络当中进行冒险的“电脑牛仔”、《银翼杀手》中甚至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人类情感的“复制人”、《黑客帝国》内一大堆被导演拟人化了的病毒和数字程序等等,几乎不胜枚举。

如此众多似人非人的存在物,以及各物种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疑都来自于同一个深藏的隐患: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复制与改造已不过是家常便饭,人类如何才能准确无误地进行自我识别?

一般来说,对某物进行识别都需要对该物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而人类对自身的进行认识的所能达到的各种论断,无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从来都充满了争议。人类对自身认识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同时又还渴望着对人自身的模仿与创造。如果说在古代历史上仅仅通过简单的感官刺激便足以完成对人类的识别的话,到了机器自动化技术和生物技术如此发达并具有如此飞速的发展速度的今天,对各种类型的“人”的可能性存在及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已经是越来越迫在眉睫。

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图灵测试”的提出来用以检测人造人是否达到人类的行为标准,《银翼杀手》的编剧也提出一个类似的测试用以进行情感检测,只不过这个测试的目的是为了对复制人与自然人进行区分。如果说“图灵测试”暗含了对人的认知进行定义的行为主义标准的话,《银翼杀手》中的那个情感测试则同样暗藏了一个标准,即正常的人类情感复制人是不可能拥有的。但是剧中的一句经典台词表现了对此标准的一种疑议:复制人Rachael问警察Deckard:“人类设计的机器,用来检测过你们自己吗?”其潜台词则是包含了对情感的可检测性的怀疑。另外剧中各复制人的各种表现也体现了他们丰富的内心情感,甚至最后竟以复制人Rachael与原本是捕杀复制人的警察Deckard的相爱私奔结束了整个剧情。

在这些科幻作品当中,无论是复制人还是人格化了的程序,他们都在努力地寻求自我意识认证的过程,而那些除了大脑以外都被机械化了的义体人也同样在不断追问着“我还剩下多少是自己”的问题。甚至早在古代日本传统木偶剧当中,就人提出“木偶也具有人的意识”的观点。尽管一个是将人比作人偶而另一个是将木偶比作人,但二者一致之处是将人偶与人等同起来。可见心灵哲学当中所提出的“Zombie困境”早在技术进入机械化、自动化阶段以前就已经以思想实验的方式出现了。

某种意义上说,现今我们所面临的技术危机中体现出来的有关人类的识别与认证问题,并没有比传统形而上学中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进步多少,在困境处我们依然困境。

 

3、人机结合体背后的信息完全自由化——高技术文明社会的可能性出路

相较于人文主义学者,科幻作家们对技术自动化系统的反思是按另一种思路完成的:他们假设某个自动化系统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以此为前提的基础上再来推导这样既定的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内部的致命缺陷,而并非仅仅是停留于责难于该系统对人性的剥夺。

在《黑客帝国》中,The Matrix的设计师就曾明言,他自己所信奉的彻底数学化方案不足以解决整个系统的问题,而需要一定程度上依循另一位掌管人类情感的先知所信奉的原则,其具体作法便是,从系统当中解放一小部分人出来,让他们实行对整个系统的反抗,使得系统在与这部分反叛者的对抗中获得升级的动力,消灭一次反叛系统便进行一次升级……值到最后第六位救世主NEO的出现打破了“反叛—镇压—升级”的循环,却从而使系统意外地达成了最圆满层次的升级,也就是NEO与系统的协议——人机和谐共存状态。高速的信息传播和整齐划一的内部一致如果是高级自动化系统的一个最大优势的话,则同样也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它导致了系统内部彻底齐一的规律和静态结构,没有了系统内部的冲突也就失去了得以升级的动力。由此才需要将一部分人从系统内部分离出来与系统进行对抗,在对抗中不断达成新的平衡。

《攻壳机动队1》最终也是设计了“义体人”草剃素子与程序“傀儡师”最终实现了在意识层面的结合这样一个结局。草剃素子完成了她对自己的Ghost的追问之旅,“傀儡师”完成了从简单的机械性的自我复制向有机性多样性的生物繁殖转变的过程,二者结合之后出现的个体既是一个可以接入网络在信息海洋中肆意徜徉的意识流同时又是一个可将Ghost程序值入人体进行有机性繁殖的生物个体。所谓“人机复合体”的存在,在科幻作家的想象中,竟可以如此玄妙。

在以上二例中,最后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是建立在高科技依然继续存在的前提上的,同时努力寻求有机体与机械体完美融洽共处的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与现实困境的出路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放在科幻作品具体的语境当中去考察解决方案的性质,不难发现芒福德的理论中赖以作为克服“巨型机器”的诸多关键性概念——有机性、多元化、信息化等,这似乎为我们走为技术危机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可能性——依赖于技术同时利用我们人类的有机性特征与之相结合。

所以,哪怕这样科幻小说中所提出的具体方案如此玄幻以致以看上去甚至有些荒谬,但谁又能完全否认真正可行的方案也将遵循类似的原则呢?

 

结语:

这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对他们口中“技术带来的危机”的关注是十分深刻的,但由于某些原因他们没能够最终把握所谓“技术危机”的最深层次的人性根源。他们看到了近现代以来飞速发展的科技相关的生存困境,但大多数却相对简单地把危机的出现归咎于技术本身。

严格来说,任何一种现代技术危机最终都可归结到人性本身的形而上冲突。这样的冲突在技术远远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古代,更多地以专制极权社会当中的压迫与控制的形式出现(例如,一旦克隆人出现了之后,克隆人存在的伦理地位社会地位的相关争论与奴隶社会当中的奴隶是否属人问题是可划分到同一类形而上冲突当中的),而到了技术系统已经完全渗入日常生活每一角落的今天,形而上冲突又借以发达的技术现象在现代技术生活中找到了新的体现形式。我们现在所谓的“技术危机”与过去历史当中的许多社会冲突,实际上依赖于共同的形而上的人性冲突。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从最根本走出“技术危机”的困境,简简单单地抛弃技术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形而上冲突总会找到特定的形式来体现。正如吴国盛教授所理解的那样,“芒福德所主张的当然不是开历史倒车”[4],他的解决方案的基本思路同样也是试图在保存技术的基础上来化解包括技术系统、社会体系在内的结构问题,对“小型化”、“有机性”、“多元化”的系统的提倡都是在尽可能地寻找一种既能实现分工协作以提高生产效率又不会导致权力极端化的方法,以此化解人类生存状况中的困境。

尽管具体方案仍然有待进一步设计,大体思路已然出现。

 

 

参考文献:

[1][3]刘易斯·芒福德《机械的神话》[M]. 钮先钟译. 台北:黎明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72.

[2][4]吴国盛. 芒福德的技术哲学[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6) .

[5] 威廉·吉布森《神经浪漫者》[M]. 雷丽敏译 / 文楚安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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